西藏现代民族教育事业

124941987年9月,国务院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二次援藏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制定发展西藏教育事业的大政方针和智力援藏的实施办法。会议认为西藏和内地相比,发展速度是缓慢的,其最大的原因是缺乏人才。怎样使西藏人民聪明起来和经济发达起来,必须首先从教育入手。因此,会议决定援助西藏教育项目8个,共计6000万元,通过了《关于内地对口支援西藏教育实施计划》。同年11月,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和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持召开了全区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西藏教育工作的方针是“重点加强基础教育、优先发展师范教育,巩固、提高高等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会议还提出要打破西藏教育长期封闭半封闭状态,认真学习其他民族办学经验和文化科学技术,把继承发扬本民族优秀历史传统与学习先进经验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具有西藏特色的办学路子。为加速西藏智力开发,促进西藏经济振兴,并为下世纪初的经济繁荣做好人才准备。会议研究制定了全区教育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和主要措施。

国务院第二次援藏工作会议和自治区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为西藏教育发展确立的指导方针和改革方向是正确的、符合西藏实际的。因而1993年全区第四次教育工作会议和1994年全区第五次教育工作会议都重申了“重点加强基础教育,优先发展师范教育,巩固、提高高等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方针。1993年3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教委召开了教育支援西藏工作。会议提出了“长期坚持,努力搞好,逐步扩大”的教育援藏方针,肯定了“对口、定点、包干责任制”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教育援藏措施,要继续坚持下去,形成制度。要求进一步加强内地西藏班的工作,提高办学质量,重点要搞好西藏自治区内的教育。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国家教委决定再拿出4100万元支持西藏教育,并按计划3年内对西藏地、市、县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和中学校长进行一次普遍培训。

中央的亲切关怀,全国人民的大力援助,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重视,为西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创造了条件。从第二次援藏工作会议召开至今的10年,是西藏教育史上发展最为稳定、健康、持续、快速的10年。这10年,西藏教育的战略地位显著提高,各级领导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大大加强,尊师重教形成社会风尚,“科教兴藏”成为人们的共识,各行各业关心教育、支持教育、参与教育,从教育中寻找出路和发展后劲的局面已经出现。这10年,西藏各项教育法规逐步完善,教育内部结构得到优化调整,教育发展目标更贴近西藏经济、社会实际。可以说,西藏教育已从幼稚走向成熟。一条既切合西藏实际,又具有民族特色的西藏教育现代化之路已展现在眼前。

1995年年底的教育统计资料表明,西藏全区现有小学3950所,在校学生258651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70%;有中学89所,在校生33009人;中等专业学校16所,在校生5730人;大学4所,在校生3736人;职业学校在校生750人,成人文化技术培训10万人;学前教育在园儿童1万人;内地办学在校生10222人。全区教职工总数达2.1万人,其中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占80%。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变,全区基本实现班班有校舍,人人有课桌椅。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基本教学设施趋于完备。各地、县建立教育卫星地面接收站100座,语音、计算机、电视、放像设备已进入课堂。小学学生辍学率、留级率下降,巩固率、合格率提高。

教育的发展也带来了西藏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增加了西藏经济中的科技含量,促进了西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特别是新一代西藏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正在摆脱传统落后观念的束缚和落后生产方式的羁绊,以全新的时代风貌在祖国现代化建设中崭露头角,在西藏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中领风弄潮,给西藏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活力。

宗教信仰自由

西藏大多数人信奉藏传佛教。全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只有约2000人,信奉天主教的近600人。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各级机构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受到广大僧俗群众的赞扬。现在,西藏人民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下,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充分自由。信教者家中几乎都设有小经堂或佛龛。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信教群众均达百万人次以上。在西藏处处可以看到善男信女悬挂的经幡,堆积的嘛尼堆。在大昭寺等一些著名的寺院内外,挤满了磕长头、转经、朝佛的信教群众。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宗教活动场所及设施受到了严重损失。“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西藏重新全面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80年以来,西藏平反了冤假错案,相继恢复和新成立了宗教工作机构,在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向西藏地方拨专款两亿多元用于落实宗教政策,维修了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大昭寺,公元八世纪吐蕃王兴建的桑耶寺,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名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和扎什伦布寺。为了维修布达拉宫,国家一次就拔款4000多万元。1984年,中央资助专款670万元,黄金111公斤,白银2000公斤及大量珠宝,在十世班禅大师主持下,修复了五至九世班禅灵塔、祀殿。至今,西藏得到修复和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已达到1400多处,满足了信教群众正常宗教生活的需要,政府还多方设法寻回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的佛像、法器等宗教用品,分发给各寺庙,受到广大僧人和群众的欢迎。

近年来,西藏各宗教团体自主地组织各种宗教活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自治区分会于1983年创办了西藏佛学院,并在各教派的一些寺庙中开办了学经班,现有学僧近3000名。另外每年还推荐一定数量的活佛、学僧到北京,进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进修深造。1984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将档案馆保存的《甘珠尔》藏文大藏经拉萨版赠送给自治区佛协,并资助50万元开办了拉萨印经院,几年来已印出1000多部《甘珠尔》藏文大藏经,供给区内外各藏语系佛教寺庙。1990年,自治区佛协又得到政府资助50万元,在拉萨木加寺开始刻制十三世达赖喇嘛想要刻制而未能付诸实施的《甘珠尔》藏文大藏经拉萨版。1985年佛创办了《西藏佛教》刊物。现在全区有3.4万多名僧尼。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佛协理事以及在政府中任职的宗教界人士共有615人,他们参政、议政,同其他公民一样共同致力于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

政府尊重和保护各教派的传统宗教活动和习俗。根据藏传佛教的仪轨和历史惯例,活佛去世后按传统的办法转世传承。1992年6月25日,中央政府批准了第十六世噶玛巴活佛的转世灵童。对一年一度的拉萨传召大法会,传统的马年转大雪山、羊年转纳木神湖和热振寺坝子等活动,政府有关部门都前往斋僧布施。群众婚丧嫁娶仪式中与宗教有关的习俗都受到完全尊重。

在西藏,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宗教、教派和寺庙之间,信教与不信教群众之间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同时,国家宪法也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防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对于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者,一律依法处理。近年来西藏有一些僧尼被依法治罪,都是因为触犯了刑律,如参加骚乱,危害社会治安,扰乱社会秩序,搞打、砸、抢、烧、杀等犯罪活动,没有一个是因宗教信仰而被拘捕判罪的。

西藏佛教组织和宗教界人士积极开展同外国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之间的友好往来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和一些寺庙,组织了宗教人士出国进行友好访问、参观、考察和学术交流;热情地接待了几十个国家前来西藏朝佛、参观、考察的团体和个人,共计一万多人次。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很多著名的宗教界人士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合作共事,参政议政,为国家和西藏的建设事业发挥积极的作用,深受群众的敬仰和政府的尊重。与达赖喇嘛并为藏传佛教领袖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在和平解放西藏、反对分裂等斗争中,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建国以来,他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等职,于1989年元月圆寂。政府决定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修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遗体灵塔和祀殿,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举行宗教悼念活动,办理遗体保护以及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等事宜。目前灵塔和祀殿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寻访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工作正在扎什伦布寺恰扎·强巴赤列活佛的主持下顺利进行。

西藏: 今天是稳定和发展的最好时期

热地,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最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今天的西藏,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经济发展,局势稳定,社会进步,民族团结,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稳定与发展形势最好的时期之一。

热地指出,在过去的5年间,西藏基本实现了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的到2000年的发展目标和“九五”计划。总投资46亿元的62项援藏工程已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和15个对口支援省、市投资32亿元援建的716个援藏项目也在世界屋脊开花结果。去年西藏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实现116.5亿元,年均增长10.7%,农业连续13年丰收,粮食总产量预计达到94.67万屯,初步实现了粮油肉基本自给,农牧民人均纯收入预计达到132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达6385元,年均增长9.8%。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全面发展,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5.8%,广播电视覆盖率也迅速提高,分别达到77.8%和76.2%。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热地认为,50年来西藏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完全符合西藏的实际。和平解放以来半个世纪的历程是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祖国大家庭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从黑暗走向文明,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光辉历程。

热地说,“十五”期间(2001-2005),西藏将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乘势而上,力争“十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以上,到2005年达到2000元,多数群众生活到达小康水平。

有记者问到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有无接触,热地说,中国政府和达赖方面的接触商谈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插手。但实际上,达赖喇嘛的一切行动都是由西方反华势力一手策划的,达赖集团已经沦为西方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达赖喇嘛流亡国外40多年来,始终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没有停止过分裂祖国的政治活动。他曾提出愿意与中央政府接触商谈,中央政府也与达赖喇嘛派出的代表多次接触过,去年双方还进行过接触。多年来,这个渠道是畅通的,但达赖方面利用与中央政府接触商谈问题,在国际上搞宣传、造舆论,玩弄欺骗伎俩,西方媒体也利用所谓“商谈”进行炒作。事实证明,达赖对接触商谈并没有诚意,当国际形势对他不利时,他提出要商谈;当他错误判断国际形势对他有利时,就不再商谈。至今双方接触商谈没有进展,责任完全在达赖方面。

热地说,我们奉劝达赖喇嘛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做出明确抉择,不要被主张搞激进“藏独”活动的人所左右,不要被某些“藏独”骨干分子所包围。中央政府在与达赖接触商谈问题上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也就是达赖必须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声明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人权的司法保障

W020041115649937030747一年多来,中国修改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了《律师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并采取其他许多措施,加强了人权的司法保障。

中国依法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切实保障人民的人权和生命财产安全。1996年,公安、司法机关在全国范围内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勒索、重大盗窃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特别是对涉枪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集团犯罪以及流氓恶势力犯罪,依法进行了严厉打击。这些犯罪活动危害社会治安,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生命和财产安全,为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惩处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据统计,1996年全国法院共判处暴力犯罪、涉枪犯罪、集团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322382人。“严打”维护了社会稳定和全国人民的人权,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1997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对1979年制定的《刑法》进行了修订,使《刑法》由原来的192条增加到452条,增加了260条。修订后的《刑法》进一步明确了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当三项基本原则,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对于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三项原则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的法治原则,有利于司法公正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与此同时,修订后的《刑法》把一些原来没有规定的犯罪根据现实情况作了明文规定。如将原来的流氓罪分解为侮辱妇女、聚众淫乱、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四种犯罪,增加了黑社会犯罪、煽动民族仇恨罪、证券欺诈犯罪、危害国防利益罪等。另外,还把“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将原来反革命罪规定中实际属于普通犯罪性质的,都规定按普通刑事犯罪追究。《刑法》的修订和实施,为惩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的人权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律武器。

中国重视规范行政、执法部门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继《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之后,1996年3月中国又颁布了《行政处罚法》,从制度上规范了政府的行政处罚行为。检察机关十分重视查办发生在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犯罪案件。据统计,检察机关1996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大案34879件,渎职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大案4864件。

为了加强在公安、司法工作各个环节中对人权的保障,1996年,中国对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作了重大修正,完善了刑事司法程序,增加了保护公民权利的规定。一是更加具体地保障了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人民法院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二是取消了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收容审查制度,进一步规范了传唤、拘传、拘留等强制措施,明确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三是扩大了律师的参与,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四是强化了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将被害人列为当事人,并赋予其一定的起诉权,请求立案监督权,申请回避、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请求抗诉权,庭审活动中的诉讼权利等。

各级法院以学习贯彻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推进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为重心,全面改革和完善审判方式,依法强化了庭审功能、合议庭和独立审判员的职责,加强了对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保护。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加大执法监督的力度,特别是加大了对少数公安、司法人员滥用职权、不依法办事现象的查处工作。在侦查监督工作中重点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问题。1996年共对侦查工作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15565件次。在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中,对审判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2422件次;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2405件。检察机关在工作中,重视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当事人以及服刑人犯的合法权利,严肃查办司法、执法人员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犯罪案件。检察机关还依法改变确有错误的批捕、免诉、撤案等决定570件;依法受理刑事赔偿案379件,已办结110件,决定给予赔偿44件。

中国的律师队伍发展迅速,已成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一支重要力量。1996年5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并相应地规定了律师执业条件、业务、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律师法》的颁布实施,对保障律师的合法权利和依法执业,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正确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据统计,1996年,全国律师行业从业人员已达到10多万人,比上年增加1.2万人,增长12.6%;律师事务所达到8265家,比上年增加1065家,增长14.8%。1996年,全国律师应聘担任政府和企业法律顾问25.4万多家,比上年增长8.7%;承办刑事辩护和刑事代理25.1万多件,比上年增长23.1%,是近年来增长最多的一年;承办民事诉讼代理38.9万件,比上年增长23.2%;承办经济诉讼代理案件38.1万多件,比上年增长17.2%;承办行政诉讼代理案件2.3万多件,比上年增长28.4%;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45.5万多件,比上年增长0.8%。

中国是犯罪率比较低的国家。1996年,全国刑事案件比上年下降5.4%,杀人、伤害、抢劫、盗窃等几类主要犯罪案件均比上年有所下降。

西藏旅游

旅游最佳季节
西藏地势高,气候较寒冷,昼夜温差大,但由于日照时间长,冬季并不十分寒冷。藏南气温,年平均8℃;藏北气温,年平均0℃以下;拉萨处于中部,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特点是昼夜温差大。春秋到西藏旅游可穿毛衣毛裤,夏天的夜晚也要穿毛衫。冬天白天温度较暖,但早晚寒冷,须携羽绒服或棉大衣。5-10月,是到藏旅游的最佳季节。

进藏手续
鉴于目前西藏交通和旅游基础设施的承受能力,政府鼓励发展团体旅游。所有进藏旅游、探亲、参观访问、学习或进行商贸活动的外国人还必须办理进藏确认函。
进藏确认函:凡有组织的海外旅行团体进藏旅游,可由旅行社办理进藏确认手续。西藏旅游局分别在北京、成都、香港、尼泊尔加德满都都设有旅游办事处,具体负责散客组团与进藏旅游服务。
您若计划到西藏观光游览或考察访问,敬请向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自治区旅游局垂询。

旅游小常识
献哈达:献哈达是藏族最普遍的一种礼节。婚丧嫁娶、民俗节庆、拜会尊长、拜佛,迎送宾客等等场合,通常都要献哈达。哈达是一种生丝制品,长短不一,献哈达是对人表示纯洁、诚心、忠诚的意思。自古以来,藏族认为白色象征纯洁、吉利,所以哈达一般是白色的。
敬酒茶:到藏族人家做客,主人便会敬酒,一般是青稞酒。青稞酒是不经蒸馏、近似黄酒的水酒,度数十五度至二十度。敬献客人时,客人须先啜三口,每喝一口主人都要掺满,最后再喝干一满杯。喝茶则是日常的礼节,客人进屋坐定,主妇或子女会来倒酥油茶,但客人不必自行端喝,得等主人捧到你面前才接过去喝,这样,才算懂得礼貌。
打招呼:与藏族人打招呼时,一般在其名字后面加一个”啦”字,以示尊称,行路时,不抢在他人前面,相遇必先礼让。其次,在饮食方面,还有食不满口,嚼不出声,喝不作响等规矩。
避观丧:在西藏民间,天葬是较为常见的一种丧葬形式。对于天葬,民间有许多禁忌,包括禁忌生人观看。旅游者应充分认识到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性,不要到天葬场观看天葬。
藏传佛教:公元7世纪,佛教从唐朝和印度等地传入西藏。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即保持佛教的基本教义,有具有浓郁藏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藏传佛教的发展史上先后形成众多教派,目前主要有四大派,即格鲁派(俗称黄教)、宁玛派(俗称红教)、萨迦派(俗称花教)、噶举派(俗称白教)。

西藏购物
到西藏旅游可采购的纪念品非常多。西藏的民族手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种类繁多,风格独特,地毯、氆氇、藏腰刀、藏装、藏帽、卡垫、木碗、陶器以及首饰等装饰品都是国内外旅游者热购的纪念品。西藏地毯主要是仿古毯,相传有600年的历史。西藏地毯织法独特,色泽鲜艳和谐,毯面柔软细腻,洗涤不褪色,经久耐用,加之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图案花纹,所以也有很高的欣赏收藏价值。氆氇是藏语音译,实为手工织成的毛呢,有黑、红、绿等多种颜色,是做服装、鞋帽的主要材料,结实耐用,保暖性好。金奶器也是西藏传统的工艺品。金银器大体分为装饰品如手镯、戒指、项链、头饰等;一类是生活用品,如酒壶、酒杯、勺、筷、碗等。技艺精湛的手艺人可在银器上做出各种图案,成凤虎狮,维妙维肖。西藏的项链种类很多,有金、银、绿松石、骨头、木头、石头等各种质地,古朴自然,因是纯手工制作,故很少有重样的。藏刀则以加工精细,刀刃锋利,风格独特而被国内外旅游者所喜爱。藏香也是一种很好的旅游纪念品,藏族人朝佛、驱邪、举行宗教活动时都用它。市场上出售的藏香种类繁多,其中“果乐聂阿香”最为名贵。藏时香味淳厚,放到衣柜里,不仅衣物飘香,而且还防蛀,一些有特别成分的藏香可以防治传染病、流行病等。许多旅游者还对藏药有兴趣。藏族人民在与自然和各种疾病进行斗争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医药学体系,藏医药学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许多藏药对心血管病,肿瘤等疾病有较好的疗效,“珍珠七十”、“勿末之七”(嘉齐敦巴)、“治番十五”(阿卡久阿)、“高山雪莲”、“红景天”、“麝香”等都是名贵藏药。这些藏药在一般药店或旅游商店都可买到。
八角街是围绕大昭寺修建的一条拉萨最繁华的商业街。呈圆形,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时钟,辉煌壮丽的大昭寺就是钟轴。每天上午9时左右,人们就会从四面八方汇集这里。八角街的历史和大昭寺一样悠久,街区之内,僻巷幽幽,曲途自通,宫厦套着百屋,傍着古寺,弥漫着浓郁的藏族文化气息。八角街上店铺林立,店铺中各种藏族手工艺品琳琅满目,色泽鲜艳的江孜卡垫,独具特色的日喀则金花帽,古朴的木碗,各种质地的手镯、项链等令人爱不释手。街边的许多小店里还出售各种泊来品,许多商品上都贴着稀奇古怪的商标,有印度的佛珠和宝石、尼泊尔项链、不丹唇膏、西班牙的指甲油、法国香水等。近年来,西藏的边境贸易非常活跃,八角街上出售的外国货越来越多。在店铺中购物可以还价,直到买卖双方都满意。八角街还是藏传佛教信徒转经的最主要的线路,每天都有磕着三步等身长头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到大昭寺前朝拜佛祖,在光滑发亮的石块道上投下了一道道长长短短的影子。

西藏旅游保健常识
西藏特殊的高原环境,对身体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到西藏旅游之前一定要去医院作身体检查,在肯定自己心肺等主要脏器没有毛病的前提下,才能启程。到了西藏,由于海拔高,空气衡薄缺氧,一般人都会有下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尤其是一些身材高大或较胖的人,表现为胸闷、气短、头疼恶心、乏力大厌食、情绪不稳、记忆力减退、失眠等等。这种高山反应其实并不可怕,只要适当休息是能逐渐适应过来的。但这时千万注意不要感冒,因为感冒最容易并发急性高原肺水肿、脑水肿等。
如何尽快适应高原反应
(1)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对高原反应不要思虑过度,如果精神高度紧张,反而会加大脑组织的耗氧量。
(2)进藏前几天,要休息好,切不可抱病入藏如果有条件的话,可在进藏前后喝几天“红景天口服液”。最好不嗜烟酒。进藏后要吃高热量、易消化的食品,注意卫生,不要进食过量。
(3)刚进藏的头两天不宜活动过频,身体负荷不宜过重。西藏昼夜温差大,既使夏天入藏也应带上一些毛衣等保暖衣服。
(4)入藏头几在未适应高原反应前,切忌洗浴,以免缺氧和引起感冒。
(5)在西藏的强日光下外出,要戴防辐射的太阳镜和遮阳帽,并涂抹防晒化妆品,男士也要涂防晒霜。
(6)自备一些感冒、肠炎等常用药品。在没有便携吸氧设备和抗缺氧药品的情况下,不要贸然去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区,以防不测。

医疗服务机构
拉萨的医疗服务机构非常多,大的有区属、市属医院,小的有各门诊服务点。需要时可与医院联系。

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W0200407060554134475151996年,中国国民经济继续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79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9.7%。在此基础上,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活水平普遍提高。1996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到4377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26元,实际增长9%,是近年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1996年末达到38500多亿元,比1995年末增加8800多亿元。城乡新建住房11亿平方米,居民的居住条件显著改善。城乡市场繁荣,消费品供应丰富,价格比较稳定,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4614亿元,实际增长12.5%。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199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919元,其中人均购买食品支出1905元,反映食品消费比重的“恩格尔系数”为48.6%,比上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向2000年所要达到的45%的目标又前进了一步。“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标志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新的提高。

中国在普遍提高人民整体生活水平的同时,一直高度重视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扶贫开发工作,使贫困人口连年大幅度减少。1996年,中国农村又有700万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5800万,十八年来脱贫人口近2亿;中国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由七十年代末的四分之一减少到目前的不足二十分之一。通过十多年来的扶贫开发,贫困地区还累计解决了3961万人、4629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兴修公路25.8万公里,架设输变电线路27.4万公里,兴办乡镇企业5万多个。同时,贫困地区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仅1995年,贫困地区就新建小学2504所、卫生院587所。在这方面,社会各界开展的救助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帮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的“春蕾计划”、提高贫困地区儿童医疗条件的“博爱工程”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有资料表明,中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减少最快的国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世界上最不发达的贫困国家,已经从27个增加到48个。在最近的五年里,全世界最贫困的人口从10亿增加到13亿,目前还在以每年2500万人的速度增加。在发展中国家,每年有1000万人以上的人口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相比之下,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以平均每年1000万的速度减少,目前正致力于在本世纪末消除全国的贫困人口。尽管中国还面临很大困难,但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决心有信心如期实现扶贫攻坚的目标。中国在扶贫开发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受到有关国际组织和人士的普遍赞誉。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政府为帮助最落后的农村地区摆脱贫困作了极大的努力,这种努力比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作的努力要成功得多。”

五、公民的受教育权

W020070413579630782650近年来,中国公民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到1996年,全国共有小学64.6万所,在校学生13615万人,比1990年增长11.2%;普通中学8万所,在校学生5739.7万人,比1990年增长25.2%;普通高等学校1032所,在校学生302.1万人,比1990年增长46.5%;成人高等学校1138所,在校学生265.6万人,比1990年增长595%;各级各类中等职业学校1.86万所,在校学生1087.9万人,比1990年增长66.7%。可以说,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能够基本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利的教育体系。

中国有一套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利的法律体系。继1995年颁布《教育法》后,1996年5月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公民有依法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进一步完善了教育立法。在此基础上,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5年全国6至14岁儿童未在学校学习的人数为1836万,比1990年人口普查时下降了1451万,6至14岁未在校学习的儿童数量占同龄人口的比例由1990年的1862%下降到1995年的8.38%,下降了10个百分点。目前,中国已在90%以上的人口地区普及了小学教育,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8.81%;升入初中的为92.62%。到1995年,中国文盲人数已降到1.45亿,成人文盲率下降为16.48%,青壮年文盲率下降为6.14%。1996年,全国又减少了400万青壮年文盲。

中国政府重视帮助经济困难的高校学生完成学业,采取了奖学金、贷学金、勤工助学基金、困难补助和学杂费减免等措施。中央政府还拨出专款资助困难学生,1994年至1996年拨款达4.4亿多元。许多地区和部门也安排专项资金,资助困难学生。

为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国家计划到2000年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为此,中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1996年又有26个省、自治区的457个县(市、区)基本达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各项要求,覆盖人口1.9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4%。至此,全国累计已有1482个县(市、区)达到要求,人口覆盖率达50%。

自1983年以来,中国政府相继设立老、少、边、穷地区普及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民族教育四项政府教育补助专款,加上政府掌握的城市教育费附加,每年资金达3亿元,主要用于扶持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政府还决定从1995年到2000年由中央财政投入39亿元专款,加上地方各级财政配套拨款,资金投入总量预计100亿元,重点投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确定的贫困县,部分投向经济确有困难、基础教育发展薄弱的省定贫困县,优先投向少数民族地区。此外,已经实施多年的“希望工程”1996年又取得新的进展。据统计,1996年全国“希望工程”共接受捐款2.86亿元,援建希望小学1560所,资助失学儿童29万余名。至此,“希望工程”七年来已累计接受捐款9.78亿元,援建希望小学3634所,资助失学儿童154.9万名。

中国政府大力发展残疾人教育。到1996年底,全国已建特殊义务教育学校1426所,在校的盲、聋、弱智学生32.11万人。特殊教育学校和在校残疾学生人数分别比1990年增长91.15%和345.97%。

达赖为何在西藏失去人心?

近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对城区100户藏族居民进行了无记名问卷调查。调查表明:达赖在西藏已经失去人心,城镇居民关心的是西藏的发展与进步。

达赖在西藏失去人心
拉萨城关区百户藏族居民回答“在您心目中达赖是个什么样的人”时,86%的人回答“达赖是个分裂主义分子或政客”。
拉萨是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生活在拉萨的城市居民基本上能够代表整个西藏城镇居民的家庭生活及心理状况。这项问卷调查是在拉萨市八廓街、吉日、冲赛康、吉崩岗、雪等居委会的藏族居民中进行的,他们当中既有旧西藏的庄园主、农奴、奴隶,也有西藏和平解放后出生的中青年人,还有当年跟随达赖出逃、如今回到拉萨定居的藏胞。调查对象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25岁。被调查的百户居民家庭共376人,其中信教居民129人,答卷的家庭主人绝大部分为信教者。
为了问卷调查结果真实可靠,消除被问卷调查者的疑虑,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问卷调查一律不署名,而且全部用藏文问卷、答题。
问卷调查共设24个栏目,涵盖藏族居民家庭经济状况、宗教信仰、子女教育和就业、政治观点、生育观等内容。问卷调查回收率为百分之百。
记者还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居民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一位35岁的妇女谈到对达赖的看法时说:“我没见过达赖,也不信仰达赖。我只关心今年我的孩子能否考上内地西藏中学。”一位73岁的老人说:“过去我一直以为达赖喇嘛是‘救世主’,天天企盼幸福生活早日降临,可享有幸福的是极少数农奴主,农奴和奴隶过的是‘衣不裹体像乞丐,食不饱肚像病人’的生活。如今我们过上了好日子。”这位老人说:“达赖在国外的所作所为,令人大失所望。”
调查表明:西藏社会局势日益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达赖在广大藏族群众中影响力逐渐减弱的主要原因。西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格桑益西认为:“调查结果表明,西藏越来越多的信教群众,已经从对达赖的盲目宗教崇拜中解脱出来。西藏人民越来越珍惜今天安居乐业的生活,同时表明达赖在西藏已经失去了民心。”

达赖不是藏民族“代言人”
达赖口口声声自称“藏民族代言人”,可调查结果表明,他代表不了藏民族。在回答“西藏和平解放50年来您认为最值得高兴的事是什么”时,90%以上居民的回答是:砸碎了封建农奴制枷锁,百万农奴翻身当家做了主人,过上了平等、和睦、自主的新生活。
达赖统治西藏时期,实行的是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残酷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旧西藏占人口5%的农奴主阶级,不仅占有土地、草场、牲畜等全部生产资料,而且占有农奴人身,农奴成了“会说话的工具”,可以随意被出售、转让。
当时维护封建农奴制的法典规定:人分三等九级,“下等人命价为一根草绳”。农奴主用剜目、割耳、断手、剁脚、剥皮、抽筋、投水等酷刑残害农奴。西藏历史档案曾有如下记载:“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各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本处需进行天女敬食佛事,需头颅四具,肠子十副、净血、污血……各种肉、各种心……等物,务于20日送来。”
在达赖为保住他们自称“美妙的”封建农奴制而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中,以达赖为总头目的叛乱分子,打着“保卫宗教”、“保卫民族利益”的旗号,分裂祖国,屠杀同胞,抢劫寺庙,亵渎宗教,奸淫妇女,无恶不作。
1959年3月10日,西藏全面武装叛乱爆发时,被叛乱分子杀害的第一个人,就是藏族同胞——自治区筹委会工作人员、爱国人士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商人东达巴扎因不愿参加叛乱,叛匪就将他杀死,将其妻子强奸;叛匪在乃东县颇章乡抓住一个9岁的男孩桑尼,剖开肚子,把心掏出来,把尸体切成碎块挂在树上。这样的兽行在当时不计其数,仅1959年8月就有70多起。就连原西藏地方政府也承认,很多遭叛乱分子残害的群众曾向他们告状。
当分裂主义分子肆无忌惮地残害人民时,何曾有过一点一滴的民族感情和宗教虔诚?达赖作为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的代表1959年背叛祖国和西藏人民之后,一直在境外不断进行分裂破坏活动,不仅从未为西藏人民做过一件好事,反而危害西藏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甚至还千方百计地阻挠发达国家和世界银行对西藏和国内其他藏区安排、实施援助项目。
事实充分证明,达赖是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是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总头子,是西方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分裂祖国、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罪魁祸首。
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表明,凡是闹民族分裂之地,无不战火纷飞,基本的人权被严重践踏,最遭殃的总是本民族的广大人民;而搞分裂的民族败类,不管他头上被戴上多少光环,终究逃脱不了被祖国和本民族人民唾弃的命运。

达赖是披着“宗教领袖”外衣的民族分裂分子
在所设“您对现行宗教政策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一栏中,87%的人认为满意;9%的人认为基本满意。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佛协西藏自治区分会会长波米·强巴洛珠说,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西藏得到了全面贯彻落实。藏民族绝大部分都信仰宗教。藏传佛教是西藏的主要宗教。它分四大教派,即格鲁派(黄教)、萨迦派(花教)、宁玛派(红教)和噶举派(白教)。他说:“各教派和睦相处,共同为佛教兴盛,普度众生,兴邦安国做些有益的事情是我们信徒的共同愿望。”
一个时期以来,达赖以寺庙为基础,不断煽动僧尼闹事,把寺庙作为自己实现“西藏独立”梦想的基地。在达赖不择手段的干扰破坏下,一些寺庙正常的宗教活动一度受到严重影响。一些受到达赖分裂言论蛊惑的僧尼一度受骗充当分裂活动的先锋和骨干,进行分裂国家的政治活动,荒废了宗教修炼和佛学经典的学习。藏传佛教界的一些高僧大德对此深感痛心和不安。
达赖对藏传佛教的破坏,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公然践踏历史定制、宗教仪轨,干扰和破坏十世班禅转世工作,在国外擅自宣布“班禅转世灵童”,将佛门盛事搞成政治闹剧。此外,达赖为了达到复辟、分裂的政治目的,拿藏传佛教作筹码,自1987年起,先后与世界公认的邪教组织日本奥姆真理教头目麻原彰晃五次会晤,相互勾结和利用,同流合污,严重败坏了藏传佛教的声誉。在藏传佛教内部,达赖还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禁止信奉“杰钦修丹”(具力护法神),迫害信教群众。达赖的这一闹剧受到广大僧俗群众的强烈反对。
事实证明,达赖是一个披着“宗教领袖”外衣、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客。藏传佛教在他手中只是一面可以任意悬挂的旗号,一块可以任意搓捏的泥团,一件可以随手使用的工具,他的所作所为严重败坏了藏传佛教的声誉,扰乱了藏传佛教的正常秩序。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信教群众合法的宗教信仰自由,反对任何利用宗教从事破坏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言行。国家主席江泽民曾题词寄语藏传佛教:“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护国利民”,对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寄予很大期望。为了充分保证僧尼和信教群众的信仰自由,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十几年来共投入3亿多元,用于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的维修。截至目前,包括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萨迦寺、布达拉宫、大昭寺在内的1787座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已得到维修和恢复,比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初增加了300余座,住寺僧尼已达46300余人。
西藏的稳定和发展,代表了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决反对达赖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妄图乱藏祸教的罪恶图谋,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是各族人民的心愿。

达赖假和谈真分裂的真实面目
达赖背叛祖国、逃亡国外40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反动立场,处心积虑地策划实施“西藏独立”。近年来达赖为了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在国际上大造舆论,大肆宣扬与中央政府“谈判”解决所谓“西藏问题”。大量事实证明,达赖是在玩弄政治阴谋,企图用“谈判”的幌子掩盖其搞分裂的本质。
1987年9月和1988年6月,达赖在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议和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会议大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西藏问题提出了所谓的“五点计划”和“新建议”,声称要以“五点计划”和“新建议”为基础同中央政府“谈判”。而“五点计划”和“新建议”,仍在鼓吹“西藏独立”和“西藏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实质是否定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否定中国政府对西藏拥有完全的主权。它无疑表明,达赖根本没有诚意,只是打出“谈判”的幌子,对外界进行欺骗宣传。
1989年初,中国藏传佛教的一代宗师——十世班禅大师圆寂,中国佛教协会当时特邀达赖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悼念活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自将一封邀请信交到了达赖的私人代表手中。然而,这一诚意却被达赖拒绝了。由此可以看出,达赖没有同中央政府接触商谈的诚意。
1987年以来,拉萨先后发生几起由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策划、煽动的旨在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骚乱事件。有证据表明,达赖“流亡政府”不仅给分裂主义分子以财力支持,而且直接派人策划、组织和参与了骚乱事件。在国外,达赖集团不仅继续在每年3月10日举行所谓的“起义纪念”活动,达赖亲自登台演讲,公开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而且还勾结国际反华势力,充当他们“西化”、“分化”中国的马前卒。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达赖不得不恢复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达赖的私人代表与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是有接触商谈渠道的。达赖总是出尔反尔,当他认为国际形势对他有利时,他就单方面终止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当国际形势对他不利时,他又举起“谈判”的旗帜。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这就是,达赖始终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始终没有放弃分裂祖国的活动。当前,达赖在各种公开场合还在继续歪曲西藏历史,为“西藏独立”制造舆论。达赖及其追随者仍在不断地向西藏自治区进行分裂祖国的宣传煽动,在境外策划所谓“和平挺进”、“全民公决”,并企图将所谓“西藏问题”国际化。1997年3月,达赖跑到台湾,公然与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勾结,并策划在台湾建立达赖“流亡政府”办事处。今年3月10日达赖集团所谓的“西藏起义纪念日”前后,达赖集团在境外的活动十分猖獗,频繁发表讲话、声明,举行讲座、示威等,鼓噪“西藏独立”。不久前,达赖再次访问台湾,“藏独”、“台独”两股势力公开合流,在反华分裂的道路上迈出了又一严重的步骤。
中央政府多次重申,只要达赖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一切活动,中央政府可以同他谈判,并欢迎他早日结束流亡生活,回到祖国,为西藏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中央政府的这一原则立场和基本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而且始终没有变。对此,达赖本人也是清楚的。但遗憾的是,达赖不仅没有改变其反动立场,反而越走越远,继续在国外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
种种事实足以表明,达赖并非真想与中央政府谈判,他要求“谈判”是欺骗国际舆论,其目的始终是分裂祖国,搞“西藏独立”,恢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肯拿出实际行动迈进谈判大门。

达赖的分裂图谋必将彻底失败
善良的西藏各族人民历来具有一双识别真与假、善与恶的锐利眼睛。他们对达赖统治下的旧西藏的黑暗残酷记忆犹新。和平解放5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他们亲身体验了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温暖,经历了创造文明富裕进步的光辉里程。放眼12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改革的喜雨滋润着沃野,开放的春风拂动着大地,富裕的梦想渐成现实。舒畅的环境、祥和的氛围、进取的雄心,使祖祖辈辈梦系来世的人们从内心深处焕发出对今日美好生活的珍惜和对灿烂明天的憧憬,并以不懈奋斗开拓崭新的未来。
西藏的天,是明朗的天,明朗的天空岂容阴霾泛起?西藏人民的生活蒸蒸日上,蒸蒸日上的生活岂容达赖集团破坏?对此,拉萨市城关区的居民在调查问卷中给予了响亮的回答。他们和全区各族人民都深知,对别有用心的达赖所抱的盲目宗教崇拜,不仅窒息了自己的思想,也束缚着自己的手脚;不仅过不上富足的生活,还可能使血泪的历史卷土重来。西藏各族人民对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刻骨仇恨,对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无限热爱,对达赖分裂破坏活动的深恶痛绝,是西藏反分裂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最重要的力量源泉。它昭示,达赖分裂主义集团的彻底失败不仅是他们自身所作所为的必然结果,也是分裂主义分子的必然下场。

西藏人民的政治权利

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下,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之一,兼任地方政府的首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制是僧俗双轨制,行政机构中既有俗官,也有僧官,僧官大于俗官,某些机构只有僧官而不设俗官。寺院在处理政治事务方面,享有特殊的权力。在召开商讨重大事务的“官员扩大会议”时,要有三大寺(即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和四大林(即功德林、丹吉林、策墨林、次觉林等四座大寺庙)的住持参加。形成决议后,需要地方政府和三大寺共同加盖印章方能生效。

民主改革结束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实行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按照新中国宪法,西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成为国家的主人,享有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权利。

西藏自治区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直接选举县、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又选举出席全国和自治区、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利。西藏人民为获得当家作主人的权利而政治热情高涨,积极地行使自己的权利。1988年西藏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据拉萨、那曲、日喀则、林芝、山南五个地市统计,参选率达93.88%。为了使不识字的群众也能参加选举,不少地方群众用豆子代替选票,他们同意谁,就在那位候选人背后的碗中投进一颗豆子,谁得的豆子多,谁就当选。目前,以藏族为主的当地民族代表,在全区县人大代表总数占95%以上,在自治区人大代表中占82%以上。全自治区75个县(市、区)的现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绝大多数是昔日的农奴或奴隶。

为了保证西藏各阶层、各界人士都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充分表达意见和发挥作用,1959年西藏即成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藏委员会”。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进行政治协商,实行互相监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政治组织。政协的这种特点在西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西藏政协广泛吸收了藏族和其他民族各界人士参加。在这些人士当中,有不少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爱国僧俗官员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如昌都地区大活佛、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帕巴拉·格列朗杰,原西藏大贵族、地方政府噶伦、现西藏政协副主席拉鲁·次旺多杰等。这些人士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参政议政,帮助政府进行决策。在历届政协会议中,他们的提案涉及到民族,宗教、文教、科技、卫生、农业、牧业、林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加速发展西藏地方经济,推进改革开放等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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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宪法,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早在1955年3月,中央政府就作出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1965年9月,在拉萨召开了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西藏自治区宣告正式成立。参加大会的藏族代表绝大多数是翻身农奴和奴隶,也有上层爱国人士和宗教界人士。会议选举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广大农奴和奴隶砸碎了封建农奴制的枷锁后,获得了政治平等权利和民族平等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赋予的权利,从一九六五年至今,已经制定60余项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维护西藏人民利益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决定和决议,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例如:《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西藏自治区地方性法规制定程序》、《西藏自治区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管理办法》、《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关于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变通条例》等。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为西藏人民各项民主权利的实现和地方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为了使西藏人民更好地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利。政府十分重视培养西藏民族干部。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有藏族干部3.7万人,各级人大、政府、政协的主要领导职务都由藏族干部担任。藏族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6.6%,在自治区一级干部中占71.7%,在县级干部中占74.8%。在旧西藏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藏族妇女,也已走上领导岗位,1986年妇女干部已占全区干部总数的30%以上,现有5人任自治区一级干部,38人任专区一级干部,232人任县级干部。西藏的干部队伍主体是翻身农奴和奴隶,同时也包括各界爱国上层人士。即使对于参加过叛乱的农奴主和他们的代理人,只要放弃反动立场,确有所长也给予适当安排,使他们有机会为国家、为人民出力。

在司法活动中,西藏人民除了享有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同等的法定权利外,还享有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特殊权利。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与检察院必须保障藏族公民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藏族诉讼参与人,要使用藏语文检察和审理案件,法律文书要使用藏文。”现在,西藏的各级检察院、法院的主要官员均由藏族公民担任。

西藏致力形成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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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着力营造近悦远来的投资环境,努力形成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目前全区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15家,合同利用外资1.6亿美元。自治区主席列确日前表示,“十五”期间西藏还将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水平。

长期以来,基础设施薄弱成为制约西藏经济发展的“ 瓶颈”,外向型经济更是因此起步蹒跚。“九五”期间, 西藏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30.7亿元,比“ 八五”期间增长1.3倍,一批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项目相继建成投产,使全区投资硬环境有了根本改观。

与此同时,西藏自治区为适应西部大开发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先后出台了《关于招商引资的补充规定》等一系列旨在促进招商引资的特殊优惠政策措施,废止了94个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努力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

西藏努力发挥资源,发展外向型经济。去年10月,自治区在香港举行投资经贸洽谈会,推出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总投资15亿美元的138个招商项目,协议总投资4.1亿美元,协议出口总额4448万美元。自治区依托边境线长、口岸较多的地理优势,积极拓展与尼泊尔、泰国等国家的贸易市场,去年全区边贸进出口总额达9808万美元,比上年增长47.4%。旅游业作为 西藏最具发展潜力的特色产业,也成为西藏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全区接待海外游客14.9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5226万美元,分别增长38.1%和44%。

近年来,西藏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大幅度增长。去年全区外贸出口1.1亿美元,批准外商投资企业11家,合同利用外资6869万美元,分别增长31.7%、37.5%和9.6倍,外商投资规模明显增大。另据统计,“九五”期间,全区累计完成进出口总额6.3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1.3亿美元,接收国际无偿援助6728万美元,分别比“八五”增长8.2%、3.7倍和2.3倍。

自治区主席列确日前提出,“十五”期间,西藏将适应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区域和领域,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争取在电信、医药、内外贸、旅游、资源开发等方面利用外资有大的突破;要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国内外企业、客商前来开发资源、改造、兼并、收购区内企业。

此间提交自治区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西藏“十五” 计划纲要草案就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着力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完善招商引资的政策、法规,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为各类投资者提供优质高效服务;除国家明确规定外,取消对外商持股比例的限制;对外国企业实行国民待遇。

--引导外资投向。根据国家和自治区政策导向,结合资源和产业优势,利用外资重点是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以及金融、商业、保险、旅游等服务业。

--积极拓展外贸出口市场。依托特色优势资源,加快发展农畜产品、藏药材、矿产品、林地产品等出口,不断提高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以樟木口岸、普兰口岸、吉隆口岸等为基础,设立边境贸易区,大力发展边境小额贸易、边民互市贸易和旅游购物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