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与矿产

W020040706055297660970中国土地资源的构成和分布具有三大特点:一是类型多样,耕地、林地、草地、荒漠、滩涂等都有大面积分布;二是山地、高原多,平原、盆地少;三是分布不均,耕地主要集中在东部,草原多分布在北部和西部,而森林大都集中在东北和西南的边远地区。

中国现有耕地9497万公顷。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 洲和四川盆地是耕地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东北平原大部分是黑色沃土,盛产小麦、玉米、大豆、高粱、亚麻和甜菜。华北平原大多是褐色土壤,土层深厚,农作物 有小麦、玉米、谷子、棉花等。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势低平,河流和湖泊星罗棋布,是中国主要的水稻、淡水鱼产区,素称“鱼米之乡”,还盛产茶叶和桑蚕。四川盆 地多为紫色土壤,气候暖湿,农作物可四季生长,盛产水稻、油菜和甘蔗。

中国现有森林面积13370万公顷。东北地区的大兴安岭、 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区,是中国最大的天然林区,到处是望不到边的红松、落叶松、黄花松等针叶林和白桦、柞树、水曲柳、杨树、榆树等阔叶林。其次就是西南天然 林区,这里主要树种有云杉、冷杉、云南松,还有珍贵的柚木、紫檀、樟、楠、红木等。云南省南部的西双版纳是中国少有的热带阔叶林区,森林植物多达5000 多种,有“植物王国”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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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草地面积约40000万公顷。在从东北到西南绵延3000多公里的广阔草原上,分布着许多畜牧业基地。内蒙古草原是中国最大的天然牧场,出产著名的三河牛、三河马和蒙古绵羊。新疆天山南北也是中国重要的天然草场和牲畜良种基地,出产著名的伊犁马和新疆细毛羊。

中国耕地、森林、草地面积的绝对数量均居世界前列,但由于人口众多,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相对数量却很少。尤其是耕地,人均不到0.08公顷,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中国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矿产,世界上已知的矿产都已在中国找到。目前,已经探明 储量的矿产有153种,总储量居世界第三位。中国探明储量的能源资源有煤炭、石油、天然气、油页岩及放射性矿产铀、钍等,其中煤炭保有储量为10071亿 吨,主要分布在北部,尤以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最为丰富;石油主要蕴藏在西北地区,其次为东北、华北地区和东部沿海浅海大陆架。黑色金属矿产探明储量的有 铁、锰、钒、钛等,其中铁矿保有储量为459亿吨,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西南地区,辽宁的鞍山-本溪一带、河北的冀东一带、四川的攀枝花一带,都是大型 的铁矿区。钨、锡、锑、锌、钼、铅、汞等有色金属矿产的储量也居世界前列,而稀土金属的储量则比世界其他国家的稀土总量还多。

 

西藏人民健康和人口发展状况

封建农奴制度下的旧西藏,只有三所医疗设备极其简陋、规模有限的官办藏医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从业人员近百人,加上民间藏医也只有400余人,平均每千人口只有不到0.4名医务人员。这些藏医机构和人员主要为贵族、官员服务,广大农奴和奴隶有病得不到治疗。天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屡有发生和流行。据记载,西藏和平解放前的150年间,天花大流行过四次,其中1925年的一次,仅拉萨地区就有7000人丧生。1934年和1937年的两次伤寒流行,拉萨又有5000余人死亡。当某些传染病暴发时,原西藏地方政府不但不采取措施救治病人,反而把病人赶进深山峡谷,派兵把守山口,将病人困死。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旧西藏人均寿命只有36岁,人口增长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控制对西藏人民生命健康危害最烈的传染病,是西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首要任务。中国政府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从六十年代初起,西藏再未发现过天花病例,各种传染病、地方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部分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疾病已经消灭或基本控制。为了保护藏族儿童的健康成长,1986年以来,西藏广泛开展计划免疫,免疫接种率达85%以上。

民主改革后,自治区逐步建立了遍布城乡的医疗卫生网。1991年全区卫生机构已有1197个,比1951年增加400倍;医院床位由1951年的零增加到5077张;专业卫生人员9740人,比1951年增加97倍,其中卫生技术人员7749人,藏族约占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80%。西藏88%的人口在农牧区,1991年,西藏农牧区有卫生机构850个,医院床位2300张,专业卫生人员3700人。此外,还有3500名乡村医生和卫生员直接服务于农牧民群众。在西藏,平均每千人口拥有病床2.3张,医生2.1人,分别相当和高于全国平均数,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数。

西藏的传统医学藏医、藏药得到继承和发展。政府投资2000万元新建了自治区藏医院住院部和五个地区藏医院。1991年,全区有藏医药人员1015名。为了适应藏医事业发展的需要,建立了藏医学院和藏医研究所,鼓励和支持著名老藏医著书立说,及时整理了一批年事已高的藏医药专家的宝贵经验。出版发行了藏医名著《四部医典》,编写出版了《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全集》、《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分卷》、藏医《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饮食学》、《新编藏医学》等数十种藏医教材或专著。藏药的生产也有了迅速发展,现已建立了三座藏药厂。

西藏医学科研机构对危害西藏人民健康的高原病等疾病进行重点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西藏医疗工作者在高原肺水肿、高山昏迷和慢性高原病的抢救和治疗方面,一直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

为了适应卫生人才培养的需要,在西藏民族学院设立了医疗系,建立了西藏自治区卫生学校和日喀则、昌都卫生学校。这些学校共培养了6000多名高中级卫生人员。1980年以来,西藏自治区卫生系统对在职卫生人员进行了5000余人次的培训,提高了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政府对藏族人民实行人人免费医疗,加之医疗卫生条件大大改善,西藏人民的寿命和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平均期望寿命已由解放前的36岁提高到目前的65岁。1985年与1965年相比,拉萨地区藏族青少年平均身高增加8.8厘米,平均体重增加5.2公斤。

政府对藏族的计划生育采取特殊的政策,对占全区总人口88%的农牧民未实行计划生育,只是向他们宣传合理生育、优生优育。西藏虽然地域辽阔,但能够利用的土地资源很少,1991年人均占有耕地仅1.54亩,而人口增长很快,有必要控制人口的增长。1984年以来,自治区政府在全区藏族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中提倡和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对汉族干部、职工则提倡和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仅约占西藏总人口的12%。在实行计划生育中,始终坚持“宣传为主、自愿为主、服务为主”的原则,制止任何形式的强制性堕胎。

四十年来,西藏人口迅速增长。1950年至1990年,西藏人口净增119.6万人,其中藏族人口由100万增加到200多万,增长一倍多。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西藏地方政府没有准确的人口统计。1953年,中国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当时由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申报西藏人口为100万。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西藏人口为125.1万,其中藏族人口120.9万,占人口总数的96.63%。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西藏人口为189.2万,其中藏族人口178.6万,占人口总数的94.4%。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西藏人口为219.6万,其中藏族人口209.6万,占人口总数的95.46%。汉族和其他民族人口始终占5%左右。1970年以来,西藏的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2年至1990年,西藏藏族人口增长30.98万,自然增长率为17.34‰,高于同期全国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2.64个千分点。如果不是废除封建农奴制,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和医疗卫生条件得到很大改善,西藏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达到较高水平。

在西藏的人口问题上,达赖集团散布了许多谎言。最耸人听闻的谣言之一是说西藏和平解放后被杀了120万人。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在1953年提供的西藏人口数字不过100万人,果真以后杀了120万人,那么西藏的人早就完全被杀光了,更不可能发展为200多万人。

达赖集团又说,西藏不只是现在的范围,还包括四川、青海等藏族聚居的地方,共有600多万人。所谓大西藏不过是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而策划的阴谋。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藏族除聚居于西藏之外,还分别聚居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的一些地区。但这些地区过去就不属西藏行政区划范围,原西藏地方政府也未曾管辖过西藏以外的其他藏族聚居区。十三世纪始,元朝、明朝中央政府即对西藏和其他各藏族聚居地区分别管辖。清朝中央政权更进一步明确了各藏区的行政区划。民国时期,西藏以外的藏族聚居区仍分别由原属省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基本上维持原来的行政区划,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四省的藏族聚居区建立了十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包括西藏和各省藏族聚居区的藏族人口,总共也没有600万人。在1953年全国普查人口时,全国包括西藏在内的藏族人口是277万,1990年人口普查时,全国藏族人口为459万。和西藏一样,其他地方的藏族人口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还有一个对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有极大蛊惑性的谎言是说汉人大量移民,使西藏的藏族成为少数民族。西藏的自然条件极为严酷,低氧严寒,大部分为高山、荒漠、永久性冰雪地带。生活习惯更与内地不同,内地人极难适应。西藏不是过去美国的西部,可以大批移民开发。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已彻底戳穿了这种在西藏汉族人口超过藏族的谎言。

二、公民的民主权利

W020040914516181880415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巩固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了基层民主建设,从而使公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制定国家基本法律。199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审议通过了20个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加强了对公民权利的法律保护。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加强了执法检查监督工作。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对17部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各专门委员会分别对13部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1996年,由八位副委员长负责,组织了21个执法检查组,到全国各地进行执法监督和检查,检查了农业法、教育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和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的实施情况,对有关法律的贯彻实施发挥了督促作用。全国人大注意保障代表的权利,对代表们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认真及时地处理。1997年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期间,共收到代表议案700件,其中140件根据大会主席团决定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其他560件议案连同代表提出的1289件建议和意见,已分别交有关部门和单位办理,并负责向代表作出答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主党派和政协组织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到1996年底,中共中央就国家大政方针、国家领导人选以及各项重大决策、法律、法规,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举行了100多次各种形式的协商活动。1996年,全国政协提出的关于落实“九五”计划大政方针、减轻农民负担、草原畜牧业发展、卫生改革以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调查报告或建议共41条,分别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制定有关政策、规章时采纳。与此同时,全国政协切实加强提案工作,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全国政协委员们积极谏言献策,提案逐年递增,从八届一次会议的1900件增加到八届五次会议的2426件,五年共提出一万多件。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委员提案2380件,截至1997年2月14日,办复2334件,占98.1%,问题得到解决和计划解决的1937件,占83%;因条件限制难于较快解决的问题,各承办单位作了认真的说明。

中国积极推进城乡基层民主建设,保障城乡居民的民主权利。在农村,继续开展以村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活动。1996年,全国绝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村民委员会,采取村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办法,进行了新一轮选举。许多地方实行每一个有选举权的村民都有权提名候选人,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无记名投票表决、进行预选的方式确定正式候选人;候选人进行竞选;划票时,设立秘密划票间。村民委员会将村务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村民公开。如河北省,截止1996年,全省50430个村已有50191个村实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村务公开,内容包括村级财务开支、征购提留、宅基地发放、电价电费、计划生育、干部任期目标等六项。村务公开,扩大了村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内事务的权利。在城市,继续建立健全了城镇居民委员会组织及其下属机构,全国98%以上的居民区都按照法定程序建立了居民委员会。1996年,绝大多数居委会采取由居民直接投票的办法,依法进行了换届选举。各地居民委员会进一步健全居民会议制度,居民区的重要事务由居民会议决定。据对127个城市抽样调查,每个居委会平均每年召开居民会议10次以上。基层民主建设是中国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国际上了解中国实际情况而不带偏见的人,都对中国的基层民主建设作了充分的肯定。

回顾五十年民族艺术成就

W020040706055138126677–西藏自治区民族艺术研究所所长 丹增次仁

五十年前的“5·23”是新西藏历史的开端,是千年农奴当家作主的盛大节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发展,从贫穷走向富裕,从愚昧走向文明和从封闭走向开放等方面的历史性变化。今日西藏在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政治上翻身做主人充分享受人权自由,经济上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文化上既有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由。又有发展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自由。西藏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受到全国人民的重视和推崇,民族文化艺术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各种类型的文化艺术都迈进了一个新的世纪。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和高水平的文化艺术作品,不仅进入了全国艺术殿堂受到广大艺术工作者和群众的欢迎和赞扬,也登上了世界舞台。屡获大奖,为西藏人民争了光,为祖国赢得了国际声誉。

党和国家不但积极发展西藏的经济,而且十分尊重和保护西藏民间文化艺术,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和有力措施积极保护和发展西藏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对西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用科技手段和现代化设备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的、普查、收集、采录、整理、研究和编纂出版工作,得到了广大藏族群众的高度赞扬的信任。1986年西藏自治区专门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领导小组,有政府主管文化的一名副主席任组长,当年在拉萨召开了全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工作会议,并成立了“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编辑部,即《中国戏曲志·西藏卷》。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西藏卷》、《中国曲艺志·西藏卷》、《中国器乐集成·西藏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西藏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西藏卷》、《中国民歌集成·西藏卷》等,尔后拉萨等六地一市都陆续成立了抢救“民族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人、拔了专款配备了设备和专车等全面开展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1993年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工作会议,及时总结交流了六年多来的工作经验,布署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增加了经费开支,改选了领导班子,有原政府主管文化的副主席拉巳平措同志任组长,下设了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民族艺术研究所,加强了力量,加快了工作进度,经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我们走遍了西藏七十四个县的乡村、牧场、寺庙、组织了近一万名民间艺人和当地有关学者进行录音、录像、拍照、采访、编辑和整理工作”,我们已经收集到的彩色图片 1000多张,包括舞蹈场面,文物古迹,服装道具、民俗活动等。录像带 100多盘,包括民间影片、宗教舞蹈、宫延乐舞等共有一百五十多个不同品种的舞蹈。录音带500多盘,包括民间歌曲、曲艺音乐,宗教音乐、戏曲唱腔,器乐曲等共有1000多首,文字资料一千多万字。民间歌曲方面,农业类,如:耕地歌、挖地歌,打场歌、收割歌、运肥歌等。牧业类,如:剪羊毛歌、挤奶歌、放牧歌、炼制酥油歌等。建筑类,如:杠木头歌、打墙歌、砸地歌等。副业类,如:洗罐罐歌、榨油歌、磨饲料歌,挖盐巴歌等,还有民间祭视歌、婚礼歌、巫术歌、杂技歌、儿歌等。

宗教音乐有各种加林,铜钦,噶林,鼓钹,笛子曲,羌姆音乐,诵经音乐等。

民间舞蹈方面,狩猎类,如:射猎及模拟各种禽兽的孔雀舞、鸽子舞、狮子舞、龙舞、野牛舞、打狼舞等。原始信仰类,如:图腾崇拜日月山川等。性爱类,:如新发现的男子生殖器舞。鼓舞类,如:腰鼓舞、背鼓舞、挂鼓舞、手鼓舞等。礼仪类,如:布达拉宫嘎尔舞、扎什伦布嘎尔舞、萨迪寺嘎尔舞、昌都强巴林嘎尔舞等。自娱类,如:堆谐果谐、果卓、卓谐等。还有抗灾歌舞“给达给姆”,古代士兵舞蹈“百”等。。

宗教舞蹈有不同形式、不同风格、不同场面、不同教派的羌姆共三十多种,特别是有些已面临失传的有了新的发掘和突破,如林芝《米纳羌姆》,拉萨《嘎玛夏羌姆》等。

民间曲艺有:林格萨尔、喇嘛玛尼、百、夏、折嘎、堆巴谐巴、扎年波冬、古尔鲁等。

民间藏戏有白面具戏、蓝面具戏、昌都戏、德格戏、门巴戏。

民间器乐有扎年琴曲、归布琴曲、杂林曲、归林曲、卡旺曲、热玛琴曲、霍琴曲、毕旺琴曲等。在这些音乐、舞蹈、戏曲、曲艺的背后也几乎都流传着一段美丽的传说,为我们认识研究古老的文化艺术,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了不少信息。其中不少艺术品种属于鲜为人知的珍贵品种,如:阿里地区的女子抒情歌舞“宣”有近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它的发现对西藏象雄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山南地区的男子生殖器舞,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昌都丁青县孜珠寺羌姆中的“聂拉”(既地狱)一段全部是裸体舞,对西藏原始宗教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学术价值。林芝地区发现的“热玛琴”是我区乃至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一种民族乐器,它的挖掘对西藏民族乐器和器乐曲的历史研究和发展创新具有很高科学价值。山南曲松县拉加里的宗教舞蹈羌姆中的“白布”(尼泊尔人)该羌姆反映的是廓尔格人侵略西藏时清朝中央派兵支援西藏和藏族群众联合打败廓尔格侵略者。这个舞蹈充分说明西藏自古以来是祖国不可分隔的一部分,藏汉两个民族历来谁也离不开谁,该舞的发现具有着很高的政治意义和真实的历史价值。

这些流传在民间的无形艺术经过专家学者们编辑整理形成了有型的巨著,被海内外专家学者誉为“中化民族文化长城”。19 9 3年完成了《中国戏曲志·西藏卷》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它有 86万字,100多幅黑白图片,200张彩色图片,它的内容包括藏戏的起源、发展、演变、形式、内容、特点、音乐、唱腔、身段、服饰\道具以及表演习俗,团体机构、人物传记等。本卷的综述,实际上是一个有关西藏藏戏史略的系统记述,对西藏民族戏曲史、甚至包括整个中国戏曲史科学都是一个重大贡献,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薛若琳同志在全国艺术工作座谈会上谈“十大艺术集成志书的编纂与进展情况”时说:“西藏在编写戏曲志时,经过研究、确认、白面具藏戏是在八世纪的唐代中叶形成的,这就把我们国家的戏曲史的上限提前了”。这是西藏文化对祖国文化的一大贡献。2000年又完成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西藏卷》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它有15 0万字,5 0个代表性舞种,彩色图片70张,舞蹈动作图1000多幅,舞曲300多首,歌词500多首,这些舞种可归纳为民间歌舞、宗教舞蹈,宫廷乐舞三大类。本卷的综述实际上是西藏舞蹈发展史,它包括西藏舞蹈的起源、发展、流传、分布、演变、形式、内容、特色、服饰、道具、乐器、手势、。步伐、造型等。如今歌舞的海洋更显充实,更为壮观,现己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它将对今后的藏族舞蹈的创作、表演、教学、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中国曲艺志·西藏卷》和《中国器乐集成·西藏卷》通过初审。《中国曲艺志·西藏卷》内容翔实、资料丰富,它的综述包括西藏十大曲艺品种的历史沿革,表演形式,表演特点,表演习俗,表演场所,服饰道具,人物传记等共有 100多万字,100多张彩色图和服装道具图。50多首曲谱。《中国器乐集成·西藏卷》有20多种宗教、民间、宫廷等乐器约曲谱600多首和每个乐器的历史发展、演奏内容、表演形式、演奏方法、乐器的制做方法和材料等都有详实的文字说明以及图片。这两部志书的完成对西藏民间曲艺和器乐的创新、发展研究提供了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科学依据。《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西藏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西藏卷》、《中国民歌集成·西藏卷》待审稿,预计2002年和广大读者见面。我们每一部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成果的问世,都是对西藏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新成果。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同志在《十大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首发式上的讲话》中讲到:“中国各民族人民都富有创造精神和优良品德。各族人民为了生存和发展,用他们的劳动和智慧改造客观世界,用文化艺术歌颂生活、斗争、记述历史,同时也用文化艺术塑造自己的主体的光辉形象,创造了众多的英雄典范。一部文化史,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和艺术作品常常包含着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俗、宗教等方面的一些历史资料,以至美学思想的发展轨迹,对后代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我们编纂的这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内容多姿多彩,有人说是民族文艺的“百科全书”,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为研究中华民族文艺发展为历史,创作规律,美学特征提供了系统而又翔实可靠的资料,而且对于我国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中外文艺比较学以至政治史、经济史,文化思想史等等的研究都提供了大量有科学价值的历史资料,它的重要性,时间离得越久远就会更加看得清楚”。

藏民族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这是藏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它象埋藏很深的矿藏,范围广,数量大,品味高,又像汪洋大海,无边无际。在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中,收集了大量的文化基础资料,包括文字、曲谱、图片、各种民间乐器等等,其中的很多资料,是具有文物价值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江总书记指出“要努力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一切优良文化传统”。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始终是建设“先进文化”必不可少的土壤和条件,它本身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越具有民族性,就越具有国际性,也就越加具有存在的价值。悠久而丰富的文化传统,也正是西藏文化的特点和优势所在,是西藏文化自信心和战斗力的源泉,努力开展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出版工作,是继承和发展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基础工程,是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事业。

多年来的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出版工作,不仅保护和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而且理顺了西藏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同时弄清了西藏民间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器乐等的起源、演变、流传、分布、种类、形式、,内容、特点等等,西藏文化艺术确实浩如烟海,但过去谁也说不清,而国际反华势力更没有资格说西藏文化问题,如今我们把它搞清了。所以它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重大的科学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它填补了西藏艺术志书的空白,在历史上西藏虽然也有象桑耶寺志《拔协》出现外,但文化艺术专题性艺术志书尚没有一部。因此,编纂出版十大文艺集成志书是党和国家对藏民族文化艺术的尊重和保护以及弘扬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一项民族文化艺术宏大的建设工程,是利国、利民、利子孙后代的一种善事,是一项了不起壮举,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做到,中国第一个做到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有这样的气魄和能力,这是对国际敌对势力所谓西藏文化毁灭论的有力回击。

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不但挖掘、保护、抢救了许多濒临失传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创作人才和研究人才,繁荣文艺创作,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以及对外的文化交流起到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如:自治区歌舞团表演的舞蹈“宣”和“甲谐”,日喀则文工团表演的舞蹈“筒架”等都是在文艺集成志书普查时发现的新的艺术品种,经过专业编导们的加工提炼之后的优秀作品,深受国内外观众的欢迎和高度赞扬。理论研究方面我们成功的承办了《西藏艺术研究》》 汉文版总第59期,藏文版总第24期,内容包括:音乐、舞蹈、曲艺、戏曲、美术、摄影、建筑、宗教、民俗等,共发表了1055篇重要论文和介绍性文章,其中80%的论文是藏族作者的研究成果。现在我们不但有了自己的专业文艺表演团体和艺术学校以及一大批专业表演人才,而且有一批较高水平的创作和研究人才,他们的表演技能,创作水平、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屡获大奖,这标志着西藏当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已经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标志着新西藏文化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标志着西藏文化艺术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50年来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六、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W020070413579631882712中国为促进男女平等、保障妇女合法权益,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妇女依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到1996年底,在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工作的女干部已达1328万人,占干部总数的338%,是建国初期的200多倍。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女代表626名,占代表总数的21.03%。政府各部门中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数也有所增加。全国女副省长的人数已由1994年的18人增至1996年的21人,女正、副市长由174人增至225人,女正、副县长由1329人增至1540人。

妇女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到保障。1995年,妇女从业人员已占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44%左右,高于世界平均34.5%的比例;城镇女职工由1994年的5465万人增至5755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8.6%;女科技人员由1993年的809.7万人增至988.1万人,占科技人员总数的36.91%。中国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劳动受到特殊保护,在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受到特殊照顾,职工中的生育妇女享有三个月的带薪产假。

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建国四十多年来,全国已累计扫除女文盲1.1亿,使妇女文盲比例由1949年的90%降到1995年的32%。1996年,全国女童入学率已由1990年的80%提高到98.63%,女童与男童入学率之差已由1991年的2.9%下降到1996年的035%。中学生、大学生中的女生比例分别由1990年的422%、33.7%上升到45.5%、36.4%。到1995年,全国已建立1679所女子中等职业学校和3所女子职业大学,开设了60多个适合妇女的专业,有1300多万妇女在成人学校学习。

妇女的健康状况有较大改善。城乡普遍建立了妇幼卫生保健服务网络。1995年,全国有妇幼保健院349所,妇幼保健站2832所,妇产医院49所,儿童医院35所;孕产妇死亡率由1993年的67.3/10万下降到61.9/10万;妇女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由1949年的36岁提高到72岁,比男性高3岁,比联合国提出的到2000年世界妇女平均预期寿命65岁的目标高出7岁。

中国重视对儿童权益的保护,目前已形成了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体的较为完善的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体系。自1992年2月中国颁布《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后,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80%的地(市)、半数以上的县(区),陆续制定了本地区的儿童发展规划。为切实保障儿童的健康成长,中国的立法、司法、政府各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团体都建立了相应的机构,负责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工作。国务院设有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建立了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或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大部分地(市)、县(区)也都设立了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中国儿童的发展状况明显改善,现已达到国家规划的九十年代儿童发展的中期目标。自1991年以来,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爱婴行动,至1995年底已创建2957所爱婴医院。中国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连年下降,1995年分别降至36.4‰、44.5‰,1991年至1995年平均下降速度分别为7.7%、7.6%。据1995年多指标住户调查,按国际通用的评价标准,中国5岁以下儿童中、重度营养不良的比例为15.80%,比1990年的20.74%下降了23.83%。中国从1978年开始普及儿童计划免疫,1995年,卡介苗、百白破、脊灰和麻疹四苗报告接种率分别达到92.3%、92.1%、93.8%和92.9%。

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残疾儿童的康复工作,到1995年,已在全国的大中城市建立残疾儿童康复站(点)2000多个。截至1995年底,已完成聋儿听力语言训练6万多名;训练智残儿童10万名,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和认知能力;为3万名低视力儿童配戴助视器,使他们提高了视力;还对儿童期的儿麻后遗症患者、先天性白内障患者进行了康复治疗,1991年至1995年共帮助20多万残疾儿童恢复健康。

中国社会福利事业机构主要收养失去双亲又无法定义务抚养人的孤儿。1990年至1994年,为了给孤儿提供生活、医疗、康复保障,地方财政用于福利院孤儿的养育费为5.15亿元,国家专门用于改善福利院孤儿生存条件的资金7.4亿元。近几年,许多儿童福利院还通过募集资金,为福利院的残疾儿童实施脱残手术。1995年全国开展“残疾儿童康复工程”,号召全国三级以上医院为福利院残疾孤儿实施医疗康复手术,使200多名福利院残疾儿童脱残。

中国政府大力发展妇幼保健事业,提高托儿所、幼儿园的卫生保障和教育水平。目前,全国共有幼儿园1873万所,大中城市儿童的入园要求基本得到满足。

西藏历史

12495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早在公元前,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着联系。以后 ,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成为现在的藏族。

吐蕃王朝 公元七世纪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朝(618-907年)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结束了中原地区三百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十余个部落和部族,在西藏高原实现统一, 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今拉萨)。 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 成果。他曾两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于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入造酒、碾磨、纸墨等生产技术,遣贵族子弟到长安 (今西安)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保持了极为友好的关系。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 王”,后又晋封为“宾王”。 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二百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

公元710年 ,唐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 蕃王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 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公元821年,吐蕃王赤热巴巾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 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 时在唐长庆元年(822年)和二年(823年),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双方重申 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商议今后“社稷如一”。记载这次会盟内 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

西藏地区的分裂割据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内讧和部族之间、边将之间的混战而分裂瓦解,出现众多互不统属的地方势力。它们各占一方,互相征伐,战争连绵持续了四百余年。十三世纪中叶西藏统一于中国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 建立蒙古汗国。1247年,萨迦派高僧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 凉州(今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诸部归顺蒙古汗国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 的内容;萨迦地方政权建立。 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 一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 个行政区域。 1260年,元朝皇帝忽必烈(1215-1294年)即蒙古汗王位后,封贡嘎坚赞的侄子、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忽必烈设释教总制院,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院事。在总制院(后改宣政院)下,设有“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负责处理和管辖现今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军政事务。宣慰使司下面辖有管理民政的万户府、千户所。1265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帝师,并通过八思巴举荐,任命了总管西藏事务的行政长官和13个万户府的万户长。1268年、1287年和1334年,元朝中央曾三次派官员在西藏清查户口,还在西藏地区设立了15个驿站,联成通往大都(今北京)的交通线,推行并确立了西藏地方的“乌拉”(意为徭役、差役)制度。 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 自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正式归入元朝版图后,中国虽然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 府的管辖之下。十四世纪中叶,萨迦地方政权逐渐衰落。

1354年,以降曲坚赞为首的帕竹噶举派成为西藏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帕竹时期,元中央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封降曲坚赞为大司徒。1368年明朝建立后,采取了普遍封赐的政策,对具有政治实力的地方诸教派首领均赐加以“王”、“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这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所属的格鲁派兴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向明廷入贡,获得明朝中央封赐的“朵儿只唱”名号。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沿袭了元朝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 “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其间,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部分地区建立了宗本制度,所任各宗的行政首脑,明朝皆授以官职,使其既为宗本(相当于县长)又为中央命官。

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对西藏的治理更加严密,使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 权管辖的施政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清顺治皇帝数次邀请五世达赖进京,1652年,五世达赖进京入见。1653年,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达赖,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班禅喇嘛的名号。自此,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

1727年,清朝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区界,就是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的。1721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噶伦制度;1750年,再次调整管理西藏的行政体制,废除郡王制度,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规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掌握西藏事务的体制。1793年,清朝政府就驻藏大臣的职权、达赖与班禅及其他大活佛转世、边界军事防务、对外交涉、财政税收、货币铸造与管理,以及寺院的供养和管理等,颁 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此后一百余年,二十九条章 程确定的基本原则一直是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和法规的规范。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建立了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 的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 理。1912年中央政府设蒙藏事务局(1914年改称蒙藏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 ,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成立,1929年设立蒙藏 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 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西藏地方政 府多次选派官员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中华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册封,获得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上的合法地位。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登珠的任职,就是经由国民政府主席颁令批准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坚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藏军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现行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护,西藏的社会改革,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解决,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分别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决心维护祖国主权的统 一;西藏各阶层僧俗人士和各地藏族领袖也表示坚决支持。从此,西藏历史翻 开了新的一页。 1954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 会主任委员。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全面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命令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坚决平息了叛乱。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同年3月28日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顺应西藏人民的意愿,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不再被作为农奴主的个人财产加以买卖、转让、交换、抵债,不再被农奴主强迫劳动,从此获得了人身自由,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又经过几年的稳定发展,1965年9月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

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W020070615685975474156台湾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缘,是中国第一大岛,同大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台湾自古即属於中国。台湾古称夷洲、流求。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情景。距今一千七百多年以前,三国时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等对此就有所著述,它们是世界上记述台湾最早的文字。公元三世纪和七世纪,三国孙吴政权和隋朝政府都曾先后派万余人去台。进入十七世纪之后,中国人民在台湾的开拓规模越来越大。十七世纪末,大陆赴台开拓者超过十万人。至公元一八九三年(清光绪十九年)时,总数达到五十点七万余户,二百五十四万余人。二百年间增长二十五倍。他们带去先进的生产方式,由南到北,由西及东,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大大加速了台湾整体开发的进程。这一史实说明,台湾和中国其他省区一样,同为中国各族人民所开拓所定居。台湾社会的发展始终延续着中华文化的传统,即使在日本侵占的五十年间,这一基本情况也没有改变。台湾的开拓发展史,凝聚了包括当地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人民的血汗和智慧。

中国历代政府在台湾先后建立了行政机构,行使管辖权。早在公元十二世纪中叶,宋朝政府即已派兵驻守澎湖,将澎湖地区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巡检司”。明朝政府於十六世纪中后期,恢复了一度废止的“巡检司”,并为防御外敌侵犯,增兵澎湖。一六六二年(清康熙元年),郑成功在台湾设“承天府”。清朝政府逐步在台湾扩增行政机构,加强了对台湾的治理。一六八四年(清康熙二十三年)设“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下设“台湾”(今台南)、“凤山”(今高雄)、“诸罗”(今嘉义)三县,隶属福建省管辖。一七一四年(清康熙五十三年),清政府派员测绘台湾地图,勘丈全境里数。一七二一年(清康熙六十年),增设“巡视台湾监察御史”,改“分巡台厦兵备道”为“分巡台厦道”。尔后又增设“彰化县”和“淡水厅”。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复改“分巡台厦道”为“分巡台湾道”(后又改为“分巡台湾兵备道”),增“澎湖厅”,定“台湾”为官方统一的名称。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清政府为进一步经营和治理台湾,再增设“台北府”及“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和“基隆厅”。一八八五年(清光绪十一年),清政府正式划台湾为单一行省,任刘铭传为首任巡抚,行政区扩为三府一州,领十一县五厅。刘在任内,铺铁路,开矿山,架电线,造商轮,兴办企业,创设新学堂,把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大大向前推进。

一九四五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重新恢复了台湾省的行政管理机构。

海峡两岸中国人为反对外国侵占台湾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十五世纪后期起,西方殖民主义者大肆掠夺殖民地。一六二四年(明天启四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南部。一六二六年(明天启六年),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台湾北部。一六四二年(明崇祯十五年),荷兰又取代西班牙占领台湾北部。两岸同胞为反对外国殖民者侵占台湾进行了包括武装起义在内的各种方式的斗争。一六六一年(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率众进军台湾,於次年驱逐了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

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在日本威迫下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消息传来,举国同愤。在北京会试的包括台湾在内的十八省千余举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台。台湾全省“哭声震天”,呜锣罢市。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和台湾同胞一起,与占领台湾的日军拼死搏门。中国大陆东南各地居民为支援这一斗争,或捐输饷银,或结队赴台,反抗日本侵略。在日本侵占台湾期间,台湾同胞一直坚持英勇不屈的斗争。初期,他们组织义军,进行武装游击抵抗,前后达七年之久。继而,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他们又汇同大陆同胞一道,先后发起十余次武装起义。及至本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岛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群众运动更加波澜壮阔,席卷台湾南北。

一九三七年,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国政府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中明确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关系者,一律废止。《马关条约》自属废止之列。这一布告并郑重宣布:中国将“收复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土地”。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於一九四五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收复了失土台湾。台湾同胞鸣放鞭炮,欢欣鼓舞,祭告祖先,庆祝回归祖国怀抱的伟大胜利。

国际社会公认台湾属於中国。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反对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结成同盟国。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中、美、英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於中国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后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又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日本投降条款》规定:“兹接受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十月二十五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於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国主权之下。至此,台湾、澎湖重归於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百五十七个国家先后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它们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西藏经济状况

12493 经济发展: 旧西藏经济十分落后,交通闭塞,没有现代工业,只有牧业和少量农业、手工业。自1959年民主改革后,特别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建设步伐加快,不仅建立了现代工业、交通通信业,原有的农牧业、商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到1994年,全区国民生产总值达41,7亿元,比上年增长8.6%。其中,农业总产值约为24.5亿元,是1978年的5倍多,比上年增长4.5%; 畜牧业产值2亿多元,牲畜出栏率为18%。工业总产值5.35亿元,比上年增长1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2亿元,这些投资集中在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和矿业、建材业方面。1994年,西藏自治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5亿元,比上年增长27.6%。

经济政策: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国家就对西藏的经济发展给予了特殊支持,拨给大量财政补贴、专项补助和重点项目建设投资,并调集大批物资进藏。进入八十年代,这种特殊支持的力度逐年增大,中央政府每年拨给西藏自治区财政补贴10亿元,组织国家各部门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对西藏各地区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方面实行对口支援,采取特殊政策发展西藏经济,改善人民生活。40多年里,中央政府给予西藏的财政补贴和用于西藏重点项目的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350多亿元。 1980年以来,国家对西藏农牧民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对农牧民免征农牧业税;对生产销售民族必需品的集体、个体工商企业免征工商税。农牧民个人和集体上市出售、交换农牧副业和手工业产品,一律不收税。

今后,国家将继续在财政、税收、投资、价格补贴、外贸、企业改革和农业、农村政策等方面对西藏实行优惠政策。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政策;税收实行“税制一致,适当变通,从轻从简”的政策。西藏的能源、交通、通信以及综合开发等大中型骨干项目和社会民展项目,由国家给以重点支持。对中央政府出台的重大调价措施在西藏的涨价影响,由国家财政给予适当补贴。对西藏外贸实行“放宽政策、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方针。在荒滩、荒坡,种植农作物和植树、种草,实行“谁开发,谁经营,谁受益,长期不变,允许继承”的政策。

经济发展目标: 现在,西藏自治区正在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1994年7月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并确定了在本世纪最后几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即力争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0%,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70亿元;粮食总产量100万吨;确保电力投产装机容量40万千瓦;实现县县有中学、乡乡有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0%。

为实现这一目标,西藏自治区已进一步明确如下几个重点发展领域:

——大力发展农牧区经济。

在西藏中部农区,以粮食生产为主,同时发展林果、蔬菜业;在半农半牧区,适当加大畜牧业比重,走农牧结合之路,实现 粮食、肉奶自给有余;纯牧区以畜产品生产加工为主;林区和边境地区主要发展林产品的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搞活边贸和多种经营。加强以水利为主的农田、草场基本建设,增加保灌面积,改造中低产田和改良土壤。坚持以科技兴农,推广实用技术和优良品种,同时扶持一批上规模、上档次、上效益的乡镇企业。

——积极发展工业。

调整产业结构,致力于矿产、森林、畜产品三大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加工增值,形成支柱产业,并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力度,以增加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适当超前发展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在建的大中型电站的农村小水电建设,力争再建设几个骨干电站;抓紧乡村公路建设,尽快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发展铁路和航空事业;在通信方面,建立以卫星、光缆为主要传输手段的长途传输网和以程控为主体的电话网,力争到2000年在西藏形成方便、迅速、高效的通信网络,实现县县电话程控化,80%的县进入全国长途自动交换网。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 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西藏自治区将在国有企业、农牧业、宏观调控体系、流通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加快改革的步伐。在改革国有企业方面,探索将现有企业改组为国有独资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在流通体制的改革方面,推进价格改革,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建立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财政体制,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力求在体制上与全国接轨。

四、劳动者权利的保障

W020051212597114387712中国重视劳动者权利的保障。一年来,政府为保护《劳动法》规定的平等就业、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权利,作出了新的努力。

目前,全国已有职业介绍机构31000所,就业服务中心2716所,失业保险机构2000多个,劳动就业服务企业20多万户,在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的从业人数达900多万人。1996年全国约有1000万人在职业介绍机构的帮助下走上就业岗位。中国的城镇失业率为3%左右。

为了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水平,近年来,政府颁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和《关于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通知》,对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和调整、最低工资的支付以及违反该制度的法律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目前,全国除西藏以外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颁布实施了本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初步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此外,为确保劳动者按时足额取得合法收入,政府还颁布了《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及其《补充规定》。

为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中国颁布实施了《〈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和《重大事故隐患管理规定》,增加了改善劳动条件的资金投入,每年投入2000多万元用于企业劳动保护技术改造,研制、开发新型劳动防护用品。同时,加强了对劳动安全的监察与管理,督促企业不断改善劳动条件,给劳动者创造安全卫生的劳动环境。近年来,中国企业伤亡事故,特别是重大、特大事故呈下降趋势。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开发和职业培训工作,积极发展高级技工学校。目前,全国有技工学校4467所,每年招生70多万人。同时,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培训各类人才,1996年共培训110多万人,其中培训军地两用人才1.8万人,就业前培训16.9万多人,培训乡镇企业人员4.5万多人。

社会保险事业也不断发展,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职工有8750万人,离退休人员有2250万人;建立了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在全国范围内,连续两年按当地职工上一年平均工资增长率的40%至60%调整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保障了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政府还颁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使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受到伤害后能得到应有的补偿。

为使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各项法律法规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政府加强了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执法监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劳动监察执法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上半年,各级劳动行政部门检查用人单位17.8万个,查处劳动违法案件76834件,并对违法者追究了相应的法律责任,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中国重视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1996年8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老年人的家庭赡养与扶养、社会保障、参与社会发展以及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使国家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规范化、法律化。根据该法规定,国家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老年人依法享有的养老金和其他待遇受到保障。国家根据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职工工资增长的情况相应增加养老金。农村的老年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的,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能力或者扶养能力的,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的五保供养。城市的老年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的,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能力或者扶养能力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救济。

二、台湾问题的由来

W020070628738005781277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归还中国。之所以又出现台湾问题,与随后中国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内战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外国势力的介入。

台湾问题与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战争胜利后,两党本应继续携手,共肩振兴中华大业,惟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依仗美国的支持,置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於不顾,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人民内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被迫进行了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由於当时的国民党集团倒行逆施,已为全国各族人民所唾弃,中国人民终於推翻了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的一部分军政人员退据台湾。他们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隔绝的状态。

台湾问题与美国政府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态势下,美国政府基於它的所谓全球战略及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曾经不遗余力地出钱、出枪、出人,支持国民党集团打内战,阻挠中国人民革命的事业。然而,美国政府最终并未达到它自己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美国国务院一九四九年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艾奇逊在他的信中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这种结局之所以终於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当时的美国政府本来可以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拔出来,但是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并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武装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海峡两岸关系。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美国第七舰队侵入了台湾海峡,美国第十三航空队进驻了台湾。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美国又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将中国的台湾省置於美国的“保护”之下。美国政府继续干预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造成了台湾海峡地区长期的紧张对峙局势,台湾问题自此亦成为中美两国间的重大争端。

为了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探寻解决中美两国之间争端的途径,中国政府自五十年代中期起,既开始与美国对话。一九五五年八月至一九七○年二月,中美两国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大使级会谈,但在缓和与消除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及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新中国的壮大,美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两国关系逐步出现解冻的形势。一九七一年十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二七五八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称:“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从台湾撤军。中美两国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声明:“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联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自此,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

但遗憾的是,中美建交不过三个月,美国国会竟通过了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经美国总统签署生效。这个《与台湾关系法》,以美国国内立法的形式,作出了许多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原则的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权益。美国政府根据这个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和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

为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中美两国政府通过谈判,於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达成协议,发表了有关中美关系的第三个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美国政府在公报中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然而,十多年来美国政府不但没有认真执行公报的规定,而且不断发生违反公报的行为。一九九二年九月,美国政府甚至决定向台湾出售一百五十架F-16型高性能战斗机。美国政府的这一行动,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台湾问题的解决增加了新的障碍和阻力。

由上可见,台湾问题直到现在还未得到解决,美国政府是有责任的。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朝野许多有识之士和友好人士,曾经为促使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的解决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上述三个联合公报就包含着他们的努力和贡献。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十分赞赏。然而也不能不看到,美国确也有人至今仍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制造种种藉口,施加种种影响,阻挠台湾问题的解决。

中国政府相信,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是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共同愿望的。中美两国都应珍视来之不易的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三个联合公报。只要双方都能恪守三个公报的原则,相互尊重,以大局为重,历史遗留下来的台湾问题就不难得到解决,中美关系就一定能不断获得改善和发展。